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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动态

原二康老同志回院参观指导

发布时间:2013-05-27 发布人:榆林市第一医院   浏览:16317

传扬光荣 承载使命 爱院敬业 再创辉煌

——原二康老同志回院参观指导

几多欢笑伴着泪水,千般萦绕今日圆梦!2013年5月9日—13日,张定中、朱广田等原二康老同志一行20人应邀回院参观指导。在医院的精心组织和干部职工的热烈欢迎下,老同志们怀着激动而喜悦的心情参加了专题座谈会,听取了医院近年建设和发展汇报,现场观看了精彩的5·12护士节晚会。在两院区同步视频召开的“二康精神”报告会上,91岁高龄的原药剂科主任杨亮纲、80多岁的原工会主席朱广田、原院长张定中等老同志代表饱含激情的讲述了二康从艰苦奠基到蓬勃发展、从动乱搬迁到再创辉煌的不凡历程,更深情回忆了老一辈二康人胸怀使命、爱院敬业,时刻以患者为中心、以服务人民为己任的崇高精神。老同志们的报告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也没有彪炳史册的伟人,好像只是一些过去的人、过去的事,只是一些普通医疗工作者的喜怒哀乐与平凡琐事,但就是这一件件鲜活的事例、一个个真实的人物,串起了老二康的光荣与传统、映射着震撼人心的精神和力量。

老二康的故事发人深省,老同志们的谆谆教诲言犹在耳,这是一次阔别二十年的重逢,更是一份跨越六十年的传承!作为新一代二康人,我们肩负着前辈的殷切期望与医院的发展重任,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责无旁贷——势如逆水、唯进而已!

张定中老院长在“二康精神”报告会上的讲话

(录音整理)

[张定中:男,湖南长沙人,1934年出生,1956年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医疗系,主任医师,著名妇产科专家,省级突出贡献专家;榆林市第一医院第7任院长(1986年—1988年);后担任陕西省妇幼保健院院长。]

同志们:

大家好!今天,我以万分兴奋和激动的心情来到这里。我阔别“二康”已经二十五年了,阔别我工作过的地方已经二十年了,所以我非常地兴奋、非常地激动!首先,我看到了曾经与我一起共事的老领导、老同事们身体健康、红光满面,在这里我祝愿他们寿比南山、晚年幸福!我看到了我们的新任领导和年轻职工,一代胜过一代、一代强过一代,他们的进取精神、雄心壮志和求真务实的作风,让我很钦佩。当我们走进二康大门的时候,一派蒸蒸日上、春意盎然的景象扑面而来,我看到了医院领导和新一代二康人共同绘制地壮阔美丽的蓝图,这正是我们几代二康人梦寐以求的二康梦!特别是我们当年走的时候,留下来的小医生、小护士,现在都已成为了专家,成为榆林地区卫生系统的佼佼者,担负起了保卫榆林地区人民健康的重任,他们孜孜不倦、夜以继日的精神,令我很欣慰。我已经八十岁零五个月了,能够在有生之年再回到养育过我十八年的第二故乡绥德,我衷心地感谢医院领导的精心安排。

会前,赵院长和李书记让我讲一下“二康精神”。说实话,我之前并不清楚什么是“二康精神”。你们一定会问:“你从1956年到二康工作,1988年离开,在二康工作了32年,难道你不知道二康精神吗?”有一句俗话说的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就属于这种情况。在会上,刚听过前面几位的发言后,我朦朦胧胧地懂得了二康精神。我觉得二康精神是个哲理很深的话题,而我是个医生,是个技术人。所以,经过再三考虑,我准备讲几个我亲身经历过的故事,这些故事是你们所不知道但却应该知道的事情,因为你们是新一代的二康人。

我首先给大家讲讲二康是个什么样的医院。二康医院是五十年代早期,由国家筹建的一系列康复医院中的一个。在这些康复医院中,二康医院最大,它占地面积包括家属区在内共有200亩左右,它的建筑和设备相对来说也是最好的。但二康医院是个纯粹的部队医院,是为志愿军伤病员在后方医疗、康复服务的,这就使它的技术条件受到局限。当时条件艰苦,就像刚才几位老同志所说的,我们病房的护士同时也是护工,每天早上要去倒病房里的痰盂,她们将痰盂一个一个摞起来,用自己下巴压住最上面的痰盂,跑步去倒掉、洗干净。从一个角度看反映出的是她们不怕脏、不怕累、艰苦奋斗的精神。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她们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痰盂多脏呀,而且跑起来肯定会溅到脸上、身上,但人员少、任务重、条件有限,这些都顾不得了。二康医院是当时省内五所康复医院中规模最大的一所,开放床位达300多张,如果连所有空下来的病房都算进去的话,开放400到500张床位是不成问题的。因此,国家就逐步将其他几所康复医院都撤销了,最后只留下一康和二康。一康就是后来的宝鸡市中心医院,二康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医院。

抗美援朝胜利后,第二康复医院面向群众开放,遇到了社会上各类复杂病例,由于当时技术条件有限,就出现了不小的困难。二康当时的书记李波香,那时同志们都称他为李政委,在我看来李政委是很好的一个医院管理者,对医院的发展和壮大有两个不可磨灭的功绩。一是网罗人才。当时陕西省卫生厅领导答应李政委:“凡是从高等医学院校分配到陕西的学生,你先挑选,剩下的再分到其他医院去。”李政委当然就当仁不让了,当时医院有来自北京医科大学的、协和的、同济的、上海第一、第二医学院的、兰州医学院的,还有更多是来自西北医学院的高材生。其中有一件事我印象非常深刻,60年代中期从上海第二医学院儿科系分来一个学生,被咱们的李政委退回去了。上海第二医学院儿科系是全国有名的儿科人才培养基地,为什么李政委将他退回去呢?李政委说:“这个学生是跃进派,他的大学时期正好是大跃进、大炼钢铁和困难时期,没有真才实学当然要退回去。”李政委对人才的要求就是这样严格。不仅如此,李政委当时还从外面大量调来学科带头人,眼科调来了技术水平很高的李希胜医生、妇产科调来了西北医学院朱梦华教授。朱教授主抓医院的管理和规范统一,当时我们妇产科三个男子汉:一个是陈善新,1955年毕业于兰州医学院;第二个是刘紫东主任,1955年毕业于西北医学院;第三个是我,1956年毕业于同济医学院。三个毕业于不同学校的医生,处理的方法当然很不统一。朱教授将西北医学院的常规拿出来,统一执行,并教导我们不要急于贪图高深,首先把基础打稳,有了坚固的基础才会批判接受外来的知识,使我们医院的妇产科逐步走向正规和统一。

李政委的第二个功绩就是让第二康复医院成为四军大的教学基地和实习医院。当时军大派来一个50多人的小组,其中有一个副院长、一个医教处长,汇集了多个学科业务精尖的专家。例如我们妇产科,来了一个副教授、一个住院总医生、一个住院医师、一个护士长、一个护士,一整套人马。其他科室也是如此,外科来的更多。这个小组来到医院后,给我们每个科室都发了一本军大后勤部编撰的医院管理准则和医疗护理常规,纯粹的军事化管理、严格的规章制度,要求医院的一切行政工勤、业务人员的行动准则必须按照这个准则来执行。我们白天跟着教授查房、讨论病例、上手术,晚上参加教授举办的各种学习班,还要写教案、带实习生。五十年代咱们医院的人虽然忙的焦头烂额,但个个都欢天喜地、如饥似渴地在学习。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咱们二康医院从管理上,逐步实现了军事化管理;从工作能力上,职工学到了快速反应、团结协作的技能。60年代是学雷锋的高潮,我们也加入到这个浪潮中,积极学习军大医生对病人如亲人的精神,学军大的医生对专业精益求精的精神,他们的工作作风,深深地、牢固地扎根在我们二康人的心里。二康医院经过军大这样的培训后,获得了脱胎换骨的改变,从此一跃成为了省上的著名医院,将原本从西路进入西安的病人,都留在了二康医院。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二康。

1969年,医院接到命令:搬迁绥德,要求一个星期要把300多个病人疏散、分流;一个月内,要把全部财产、物资打包,所有的人员,除精神科外,一律搬到宝鸡卫校去,进行学习。在宝鸡卫校期间,工作组组织我们天天学文件,不管有什么家庭困难一律免谈,到了绥德再说。会上没有人发言,那工作组就“打棍子”、“扣帽子”, 完全以文化革命的左倾手段压在群众身上。最后,大家还是不发言,工作组就让我们职工学了半个月的文件。当时的工作组完全将二康职工放在对立面、放在敌人的位置上,让二康的群众伤透了心。虽然军大在我们这里培训了这么多年,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拥护共产党、爱戴老百姓,对医术精益求精,但这次的搬迁会使大家面临妻离子散、老少得不到照顾的情况,所以和工作组形成了对立状态。当时绥德卫生局的孙万峰局长受榆林地委杨达书记委托,联系二康的搬迁和接收工作,二康最终同意搬迁绥德,搬迁过程中的曲折、困难和混乱,局外人是不知道的。我们的职工到绥德后,没想到迎接我们的是热闹的锣鼓声和喜悦的绥德群众,我们在热闹的人群中走过,大家热泪盈眶,其中我们的骨科大夫陈方海,用一担箩筐担着一对龙凤胎,这对绥德群众影响很大,群众认为二康大夫将这么小的娃娃都带来了,短时间肯定是不走了。此时的二康人也很受感动,冷却的心开始回暖起来。二康职工本来就秉持着服务群众、奉献祖国的理念,深深扎根在他们心中的是党的领导、是群众的利益。到9月底,搬迁全部完成后,地委杨达书记就说:“从现在开始,我们有了自己的地区医院,我们就将这所医院叫作榆林地区中心医院,它的小名就叫二康。”这就是“二康”的来源。

在绥德,榆林地委为医院委派的第一任书记叫刘咸珠,是原地委的组织部长,这个人心地善良、幽默风趣,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医院实行人性化管理。我后来想,地委考虑的太好、太成熟了,如果我们的第一任书记和工作组一样是一个冷冰冰的、只讲政治的人,那么二康绝对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刘书记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对我们生活上的照顾。刘书记知道大家都来自关中,吃不惯这里饭,给我们发放了70%的细粮、30%的粗粮,这和当时地方上的粮食供应制度正好相反。不仅如此,考虑到南北方饮食习惯的差异,他还破例允许我们每家盖一个厨房。二是消除派系。当时二康有临委会和筹委会这两个派系,两派之间斗争很严重,对医院工作的开展危害极大。刘书记告诉我们:“消除派系,不是谁是革命的、谁是不革命的问题,而是怎样把病人治好。你们来到绥德,短期肯定是不走的,你们在这里愁眉苦脸地要待下去、高高兴兴地也要待下去;在这里浑浑噩噩地是干一辈子,轰轰烈烈地也是干一辈子。在新的时代潮流面前你们是做被淘汰的沙子呢,还是做中流砥柱呢?”刘书记没有说一句政治口号,完全是从一个长辈的角度,用他的热心温暖二康群众,让大家都知道应该做什么。刘书记还嘱咐大家:“要把业务技术搞上去,多救治病人,你们在医疗上犯了错,吃亏的、受苦的一定是病人。”刘书记就是这样温暖着二康群众的心,将二康职工的心又重新凝聚起来,又开始团结协作、集中力量救治病人。

随后的第二任书记李志诚是军人出身,原则性、政策性很强。他有两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是有一次他用吉普车把我拉到他靖边老家,到了才知道是给他的儿媳妇做扎管手术,当时很多老乡围在门外,李书记就说:“把窗帘揭开,让大家看。”经过他这么一带头,就把当地的扎管工作推开了。第二件事是他对周国昌的支持。周国昌开展了陕北第一例颅内肿瘤手术,这个手术很成功,但做完3、4天后,病人没能救过来,随之就有人开始说闲话。这个时候,李书记就说:“这个手术是成功的,周国昌你不要怕,有什么事情我给你担着,但是你要吸取教训、总结经验。”这么好的领导,这么关心、爱护、支持我们,那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放开的。所以二康人,逐渐从消沉中苏醒了,而且情绪日益高涨。

更对我们有教育意义的是当地农民。刚到绥德不久,我下乡到农民家里去看病,这家女主人给我做了一碗白面。我在吃饭的时候,农家的两个小孩,手上拿着黑乎乎的东西,端着黑乎乎的汤站在我面前,看着我碗里的面不走,我将碗里的面分成三份,给他们吃。后来女主人过来对我说:“孩子不懂事,让你没吃饱,我再给你下一点面。”孩子为什么看着,因为他们只有过年才能吃到这样的饭,我很受感动。吃过饭后,我开始给老乡治病,这位女主人说在好多医院都没看好,二康医院也去过。我问她二康谁给你看的,她说是一个男大夫给她看了一下,就让她走了,没办法就只能回来。我心想不是陈大夫就是刘大夫,但当我看了病历,签名的就是自己,当时那个尴尬、难受可想而知。我想到农民对我们这么好,我们对待他们却是那么冷冰冰的。我回来将这次经历跟我的同事讲了,才知道他们也曾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老乡们的一片热心,叫我们这些医务人员很受感动,怎么能不拿他们当亲人,即使是石头心也被他们暖热了,何况我们呢?

还有一次我和郭程浩、杨兴善一起下乡,吃过晚饭后,我们出去散步,回来时看到诊室门口围了一大圈人,我们过去就看见一个内科医生,翘着二郎腿,不停地晃,手上点着烟,骂着病人,这个病人不说话,低着头,那个医生抽完烟后扬长而去。有几次杨兴善要冲进去都被我们拉住了,等这个医生走了以后,郭程浩拉着杨兴善去给那个老乡看了病,就听旁边的人说,这才是二康的医生。回到宿舍以后,大家对这个事情进行了讨论。使我感触最深的是,文革中我从来不认为我们是“臭知识分子”,我为知识分子抱不平,但这一天,我彻底闻到了知识分子的“臭味”——没有多少本事,却在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所以,我们做医生的要看好病,首先就是要放下臭架子,不要把自己当成救世主,要当孺子牛,为群众服务。

接下来,我讲的第一个人就是郭程浩大夫。他学富五车,但一直在学习,晚上从来没有在十二点前休息过,他希望把自己磨练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他常常肚子胀,后来疼的厉害才去检查,发现是胃癌。就是这样一个人,孜孜不倦,一心为病人着想。

第二个人是外科医生杨兴善。这个人是个东北汉子,高高大大,平时生活中是个马大哈,可是对待病人却心细如发。他在绥德做的三脏器切除、超右半肝叶切除等手术,在当时西安都是很少有人能做的,何况是在我们这么落后的条件下。那年我的岳父需要手术,西安很多大医院都不敢给做,我就干脆把老人接到了绥德,结果杨兴善开刀治好了,我对杨兴善大夫的技术就五个字的评价:稳、准、狠、快、巧。而且只要是有关病人的事,他向来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有一次,我去请他会诊,见到他在病房里当着病人、陪人和围观群众的面,丝毫不留情面的训斥一个高年资医生:“你做过手术的病人伤口全都裂开了,其他医生做过手术的病人伤口愈合的都很好,你的技术在哪里?下回再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让你一辈子上门诊!”还有一次,我请他去会诊一个病人,当我把他送出来的时候,他流泪了,他哭着说:“这个病人太苦了、太穷了,病非常复杂,手术很难做,如果手术中有用的上我的地方,你随叫我随到。”所以绥德的群众亲切地叫他“大羊”。大家可能还不知道是“杨”还是“羊”?这个外号的起源,一是外科三个姓杨的大夫中他个头最大;二是他每天做手术要站七、八个小时,所以大家称他为“大站羊”,后来把这个“站”字去掉就叫“大羊”,这是群众对他的爱称。

第三个人是骨科的孙志华大夫,他本来是只有中专学历的技师,但到绥德以后,看到群众这么苦、病症这么多,他就自觉刻苦学习,利用业余时间学完了大学的全部课程,又自学了《脊柱损伤学》、《脊髓病理学》等专著。脊柱和四大关节的手术他都非常熟练,对于中西医结合的骨伤病治疗也非常有心得,常常开的药不花多少钱就把病治好了。这个孙志华大夫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待病人非常好。凡是骨科病人的家属没来或者有事不能来,孙大夫就是陪人,白天给病人打水、送饭,背着病人到门诊做检查;晚上陪着病人,病人休息了,他却拿本书在那里看。这样的事不是一件、两件,而是经常发生的。

第四个人是马树兴大夫,可以说他是我们榆林地区泌尿外科的开创者。马树兴大夫是湖南人,口音很重,开始他听不懂绥德话,绥德群众也听不懂他说的话,所以总是能看见两个人在那里接来接去,半天弄不清是什么事情。这个马树兴大夫有个特点,他走路走的很快,而且呈一个极端的八字步。当时我们二康有四大八字步,马树兴大夫就是最厉害的一位,所以同志们都开玩笑叫他“马叉腿”。这个外号叫的多了,一些病人还以为就是他的名字。有一次,一个病人找到护办室,护士问有什么事,他说:“我找马叉腿。”这个护士笑的不行,病人不解地问:“你笑什么?我找马叉腿呀!”这时马大夫正好查房路过,就说:“我就是马叉腿,你找我什么事?”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不拘小节。还有一次,一个70多岁的老人,得了前列腺增生,只适合从尿路做手术。当时这个手术在我们医院还是第一例,手术床不能调节高低、器械不顺手,当手术室的同志一筹莫展的时候,咱们的马大夫毅然跪在地上给病人做手术!这个手术一做就是三、四个小时,马大夫的双腿都被病人的血和尿染湿了,当手术顺利结束的时候,他已经站不起来了,腿是疼的、腰是硬的、人是靠其他医护人员扶起来的!但因为手术很成功,为病人解除了病痛,一切的喜悦让他忘记了痛苦,马大夫很快又迈开他的八字腿,走进病房去关心病人的术后情况。

我以上所说的这四位大夫现在都已经过世了,但他们在困难面前迎难而上的精神,他们在技术上精益求精的精神,他们爱护病人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是我们永远要学习的榜样!

二康刚搬过来时条件艰苦,经常停水停电,没有水,我们在院子里打了两口深井;没有电,我们自己发电,因为停电后手术室的消毒就没办法完成。有一次停电了,发电机也出了问题,我第二天有五个手术,当时手术麻醉科的主任叫徐佩祥,徐主任给我说:“张大夫,你放心,我们不会误了病人的手术。”他当时就弄了一个很大的汽油桶,在桶底钻了一百多个窟窿,然后买了个大铁锅,将锅里的水烧开,用稻草围了个大圈,垫在锅和桶之间,烧了一个半小时后,经过检验,消毒合格,确保了手术的顺利进行。这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完成工作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还有一位周国昌大夫,他是我们榆林地区神经外科的创始人,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做到准确的颅内定位是非常困难的,但他却做到了。我们的周大夫有两大法宝,一个是虚心学习,第二个是努力钻研。他经常想方设法找一些国外的神经外科杂志来学习,在外文上有困难时,总是我们两个互相切磋,将问题搞清楚,这样的持续积累再加上详细地询问病史和检查,最后通过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把颅内病灶位置定准确。周国昌大夫的虚心学习还表现在,他经常挨杨兴善的批评,我一见就问:“老周,你又挨杨的骂了?”他说:“杨骂我是出于对病人的爱,他骂我一次,我以后就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所以,我很感谢他给我的指点。”

还有我们的谢作哲大夫,平时总是衣冠楚楚,戴着黑边礼帽、黑框眼镜,很像一位苏联专家,又因为他是皮肤科的,所以我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谢皮洛夫”。这位“谢皮洛夫”是全国第三届青年委员会的委员,接受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同志的接见。谢大夫的诊疗经验非常丰富,多数患者他用眼睛一看就知道是什么病。他还自己研究配制了很多特效药,可以说是药到病除。所以绥德的老乡总是夸:“那个‘洛夫’看的好,那个‘洛夫’神呀!”当时咱们二康只有皮肤科拥有一个临床试验室,可以说非常简陋,十平米一间房,有一个恒温机、一个冰箱、一个干燥机、一个显微镜,还有一个离心机。就是在这个实验室里,他和陕西天宁制药厂共同研制了复方青黛胶囊,这个药后来行销国内外,他本人在巴黎获得了金奖。谢大夫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取得了非凡的业绩,解除了病人的痛苦。

我再说一位,咱们妇产科的刘紫东主任,他点子最多,我们遇到想不到的问题、解决不了的困难,就去找刘主任出点子解决。更有一点常人做不到的是,刘主任不怕病人的脏和臭——我这样说没有半点看不起病人的意思,因为咱们妇产科的重病人很多都有出血和异味,有些医生只会指挥病人家属摆放患者体位,结果弄了半天也弄不好,增加了病人的痛苦。咱们的刘主任遇到这类病人就自己一把抱起放在产床上、检查床上,体位摆放正确,很快就能解决问题。他如果不是心中装着病人能做到吗?

接下来我再说说陈方海大夫,他就是挑着一对儿女来绥德的那位骨科医生。他在绥德做过多例断指、趾再植手术,使许多丧失劳动力的农民很快地康复了。记得有一次,医院附近的一个工地,打桩时打飞的铁片把一位工友的颈动脉割破了,情况十分紧急,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陈大夫给他缝了起来,挽救了他的生命。这些人,他们为什么能这样做,他们有一个精神,就是时刻想着怎么把病人治好,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努力学习,不断提高技术水平。

1971年的除夕,我和家人正在吃年夜饭,妇产科的值班护士跑来,说:张大夫,快!有一个重危病人!我急忙跟出来一看,这位病人子宫破裂,因路途耽搁,这时已经深度休克,几乎摸不到脉搏。不到二十分钟,我全科的工作人员都赶到了科室,开始有条不紊地抢救病人。我们科室当时只有一个值班护士,所以我很好奇,问谁通知大家来的,他们都笑而不答。如果他们心中没有装着病人、没有装着科室工作,他们能做到吗?后来我才知道,这样的事情几乎每个科室都有。

还有一次是1972年10月,绥德县韭园公社石家沟小学发生了滑坡,埋进去一百多孩子。当时情况紧急,接到上级命令,医院派麻醉组、外科、内科部分人员参与抢救,任务是在一线进行心肺复苏。不能去的人,就积极做好本职工作,让他们在参与抢救时,没有后顾之忧。但我们内心都十分焦急,总觉着出了这么大的事故,必须要做点什么,所以轮休的同志就自行组织去那里刨土。在刨土救人过程中,有一个小孩子刚露出手时又发生了滑坡,经过同志们的努力,最后终于将这个娃娃救出来了。据当地老乡说,这个孩子的父亲在修这所小学的时候不幸遇难了,他们都说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显灵”救了孩子。我们说不是的,是党救了这个孩子,如果党不派医疗队来,如果没有这些好同志来自发的刨土救人,这个孩子是不可能救活的。利用假期去刨土的同志们回来都是晚上十点多、十一点,而没能去的人就一直守在医院的门口不散,等着我们回来,问长问短。很多科主任瞒着院领导偷偷修改了排班,在保证工作的前提下尽可能多派出人手去刨土抢救伤员,这种争先恐后、救死扶伤的精神,让我非常感动、记忆深刻。

老二康人从医院刚搬迁到绥德时的悲观消沉,经历了一段时间后情绪逐渐高涨,到最后积极克服困难、全心抢救病人,这个转变的过程离不开党和群众的温暖、关怀、教育。我们很多调回去的同志,遇到一起时总是在怀念二康在绥德的那一段激动人心的日子。今天还来了一位贵宾,她就是陶维爱医生的遗孀。陶维爱医生在病重弥留之际,唯一的愿望就是想再来绥德看一看,看看用小米、洋芋养活他十几年的老乡,然而他没有机会来,只能把遗愿交给了他的夫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呀!我希望我们新一代的二康人,永远记住二康的历史,继承这种精神,在新一届院领导的带领下,团结起来取得更大的辉煌!祝愿二康青春常在,前途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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